因为申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点的事情，我带着学校的很多人全国各地到处跑，去拜访专家院士，并当面推介。当时单跑北京就有四五十趟，有时候学校上午开会研究出新思路，中午就要带着一伙人开面包车出发到北京。
有一次，我们赶到北京时天都黑了，饭也顾不上吃，立即拜访院士和专家，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回来吃碗泡面就睡觉。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我就起床，把大家都喊醒，匆匆洗把脸就往回返。5点钟开车，中午11点多返回学校。回来顾不上休息，赶紧给领导汇报一行的成果。那时候没有手机，联系非常不便，有时候在北京等一位专家，对方出国了或者出差了，我们必须等，有几次说不准对方什么时候回来，一等就是半个多月。我们拜访的目标都是教授、院士，约一次非常不容易，见面后压力也很大，人家谈的一些问题你能不能继续接下去？人家说的话你懂不懂？有时候谈到专业领域的学术问题如果不能深入下去，则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作为高校负责人，有自己的专业，但应当对许多学科有所涉猎，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严峻的考验，带队的负责人不具备好的素养，其结果一定不会好。
申报测量学博士点的难点在于，当时，测量学科博士点只有一个名额，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同济大学，而且他们当时已经是第三次申报了。我们与第三次申报的同济大学“遭遇”，对手非常强，我们申报时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对手，我们开过很多会研究讨论申报工作，主要思路还是按照原先的路数，逐一拜访测量学科组的专家、院士，进行宣传推介。推介的第一站，我们选择了当时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的老所长。他是中科院院士，也是学科评议组组长。第一次去他家没有见到院士本人，只见到了他的夫人。后来我们请这位院士来过泰安一次，他到我们学校实地了解了我们测量学的实力和水平。他对我们学校的科研水平非常肯定，表示支持我们。
得到一位专家的支持后，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当时学校研究了两套争取博士点的备选方案，一是我们自己申报测量学博士点，但对手是同济大学，我们很难突破；二是我们去做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的工作，动员对方和我们学校联合申报博士点。通过多次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第二套方案可操作性更大，因为在学术方面，更多时候“1+1”的力量要远远大于“2”。我们之所以设想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合作，是因为业界对我们测绘学科的陶华学老师的学术水平非常认可。
非常凑巧的是，两次申报失败的同济大学，这一次也打算跟测绘科学院合作申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测绘科学院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和同济大学合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院里有一部分人是同意跟同济大学合作的，毕竟同济大学的名气比我们大，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跟我们学校合作比较好，因为我们学校在专业方面更有优势。在中国测绘科学院举棋不定的时候，学校决定由我带队，专程赶到中国测绘科学院去推介学校的测量专业，听听他们的意见，谈谈我们的看法，说服他们与我们合作。抵达中国测绘科学院后，他们的新、老院长和主要的学术带头人都来跟我们座谈，就是想敲定这件事情。
座谈中，我们开诚布公地分析了学校的专业优势，并表示，我们学校完全有承担这个博士点的实力，因为我们学校测量学科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跟我们学校合作，还有很多获益的地方，因为中国测绘科学院有些研究人员是需要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博士是一个成熟的科研人员的必然要求，我们有了博士点后，双方可以在测绘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完成一些科研项目。听我用不到20分钟谈完了这几点看法后，他们新、老院长与几个负责人商量之后表示：“我们非常赞同您的看法，我们决定跟你们学校合作，咱们签字吧。”双方当场签字，决定共同申报测量学博士点。
这时，申报面临的形势是，我们和中国测绘科学院一起与同济大学竞争。这种竞争形势很微妙，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同济有同济的长处。同济是第三次申请了，如果我们胜出了，同济没胜出，显得不是很合理；但是，同济胜出，对我们学校来说也不是很公道。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一个名额。于是，我们就去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争取增加一个名额，做到双赢。我们去和当时新上任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进行了交流沟通，把我们学校测量学科在国内的地位和我们的想法简单介绍了一下。主任认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因此名额的问题就解决了。
此后我与陶华学、靳奉祥、姚来昌等又去了武汉测绘大学面见了宁津生等两位院士。两位院士表示，如果有两个名额，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入选。就这样，1998年，我校测量学科顺利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李斌 整理：许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