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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4年5月31日来到山东矿业学院的。

当时学校隶属煤炭部。煤炭部一纸调令，将我从肥城矿务局党委书记调任山东矿业学院党委书记。

尽管我毕业于学校机电系，但我并不愿意到学校工作。这并不是因为学校待遇差、工资低，而是因为我参加工作25年来一直在煤炭企业工作，对那里很熟悉了，自己已经40多岁，不愿意再挪到新的地方了；更主要的是，这是个教育单位，而我是个门外汉，这么多的孩子来上学，责任重大呀！

我一直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兴旺发达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青年强则国家强”。教育能否办好，除了国家的政策外，很重要的是学校自身办得如何，其中，学校负责人和教师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责任。我向来不怕承担责任，也勇于承担责任，但这一次，当组织找我谈话时，我很犹豫，有如履薄冰之感，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保留个人意见”。服从组织安排，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不二的选择；保留个人意见，则是面对组织的期许，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是，别无选择，“要干就要干好”。就这样，我只身来到了山东矿业学院。在来到学校最初3个月的时间里，除了见面会之外，我没有开过一次大会，这段时间，我集中精力在做一件事：调研。

通过深入的调研，在了解基本情况之后，我开了一次大会，全校所有的处级干部、退下来的老领导以及教授都参加了会议。我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我所了解的山东矿业学院的基本情况，二是山东矿业学院存在的基本矛盾和问题。这个矛盾和问题不是哪个人造成的，是历史造成的。

会上，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我们学校整体上是很不错的，但是与同层次的一些学校相比还有差距，人家马上就成为博士授权单位了，我们还不是，学校的发展很受影响；二是校名问题，学校名称的内涵不错，但是会使人望文生义，譬如，我们的数学和计算机专业比较出名，社会和家长们也都认可，但在报考学校时又会对矿业学院不太认可，有点“名不正”，这就需要我们更改校名，不仅内涵上要充实，而且要名副其实；三是学校办学空间狭小，与一所大学的名称和应有的地位不匹配，因此，需要扩大办学空间。

我这三个问题，是在综合了当时专家、教授、干部、职工的意见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我一直认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善于“抓大事、抓重点、抓落实、抓突破”。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就会丧失历史机遇，影响学校发展；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敢面对机遇和挑战，走出一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之路。

首要的问题就是上博士点。这是当时学校加快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中之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上博士点时间比较紧迫，我们学校的领导和有关人员前期已经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上边也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但当时我们的情况并不乐观：按国家学位办通知，煤炭系统的博士点名额只有一个；煤炭部学术委员会向国家学位委员会申报的学校是阜新矿业学院和山东矿业学院两所，阜新矿业学院排序在前；国家学位办会考虑行政部门的推荐顺序确定入选学校。

显然，我们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怎么办？如果听之任之，很可能前功尽弃；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必须积极争取。后者，成为大家的共识。于是，1994年，学校下发《关于做好拟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规划的通知》，决定成立学位申报工作专家组和工作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精干力量，奋力争取。学校认真总结了前期学位申报工作的经验，决定在申报中集中全院优势，重点突破，各个新增的博士点联合申报，达到优势互补。

平心而论，学校经过前期发展和积淀，综合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学科水平上说，和阜新矿院相比，不比其弱，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这次上博士点，如果上去了，后面就会一片光明；如果上不去，负面影响则不可低估。因此，那段时间，我和很多同事都很着急。

记得在大评委将要投票的前夕，我们的有关领导和同志又找了一些专家和有关人士进行探讨，重点和地矿组的组长、时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的赵鹏大院士进行探讨。赵鹏大院士在学术圈威信很高，对我们很认可也很支持，我们学校有争取博士授权点的实力，加之有他的强力支持，顿时信心大增。于是，我们又在学科专家组中广为宣传、推介自己，介绍学校的实力，争取专家们的支持。在我们的积极努力下，专家们都一致赞同赵院士的意见，将山东矿院作为备选高校参加博士授权点评审，并最终顺利通过。

1995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授予采矿工程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学科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全校上下非常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