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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的知识可分为两类：实用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实用性知识指科学技术和日用常识，价值性知识是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认识。两种知识，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必不可少。可以说，文学艺术与科学是人类的两大创造性工作，也是人类所具备的两种特殊的能力，是人类最高心智的产物。我是读工科的，但我也热爱人文科学，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两者互相交叉，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行善，也能作恶。比如，原子能可以发电、用作医疗，为人类社会服务，也能大规模杀伤人类，乃至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化武器的应用，计算机病毒、黑客的入侵、技术恐怖主义的肆虐等等，这些都是人为的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历史上知识助纣为虐的故事也有不少。比如，获诺贝尔化学奖的菲利茨·哈伯，为帮助希特勒获胜竟狂热地研究毒气；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华战争残忍地发明了樱花攻击机和回天鱼雷；同样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曾有一支绝密的731部队，搞过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科学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是科技研发者们欠缺了一种人文精神，他们受到了蛊惑以致不能明辨是非，犯下大错。而人文学科，恰恰就是能够帮助人们开阔眼界、明辨是非，培养独立人格。瑞士的心理学大师荣格有句名言：“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人格。”人文精神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德育建设，让我们不会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去做错事，做坏事。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一生中遇到过三位很好的校长，第一位是大学时（焦作工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矿业学院）的校长陈郁，他是老革命，很能干，当时学校发展很快；第二位是北京矿业学院的吴子牧校长，他特别强调，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光有才不行，要德才兼备，而且要以德为先；第三位是我调到山东煤矿学院时的刘子光校长，他强调，教师传授知识要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学会安排学生的活动，学生并不是光学知识就够了，还要学会做人。这三位校长对我的影响非常深。

我学的是工科，教的也是工科，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一直秉承着几个原则：

首先，以德为先，教学生学会做人。我在《山东科大报》上以“人生导航”的名义发表过十几篇文章，和学生有过不少的对话，大多是关于人生应该怎么过的话题。关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很多的条目里，我首推诚信。有的学生问我为什么将诚信放在第一位，我说：“你们要明白，作为学生，考试的时候不能作弊。如果考试作弊，那么，将来做官会不会作弊？”人生是不能作弊的，贪小便宜会吃大亏。我不愿我的学生沾上这样的污点，所以我始终把德育放在教学的第一位，把诚信放在德育的第一位。

其次，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授之以渔。特别是关于专业知识的讲授，我更多是从培养兴趣入手，教会学生汲取和掌握知识的方法，如同教会让他们用渔网、猎枪去捕获食物一般。我认为，仅是学到一点知识是不够的，要学会猎取知识；其实大学里学的东西能用到的并不多，很多知识都只是奠定一个基础，如何取得更多的知识才是学习的关键；现代科技发展如此之快，学到的一点知识过几年就陈旧了，不获取新的知识，就会落伍。这是我对学习的一个基本看法。当时，我在毕业班中开创了“开拓课”，集中了学校很多不同专业的优秀教师来授课，一个人讲两节课。比如，邓铁六讲仪器，范明训讲通风，等等，都是煤矿生产管理需要的知识，一门课两个课时，十几个教师轮流来讲，学生受益很大。

再次，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我认为，创造性只能靠培养，不是教师在课堂上能“教”出来的。教师必须创造一个适合培养学生创造性的环境，不断鼓励学生的创造性，鼓励学生向常规挑战。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提倡的是和学生对话，不只是讨论，更多提倡要善于辩论，要有点文人气概、人文素养；老师可能讲错了，学生要勇敢地站出来说老师错在哪里，进行辩论，通过辩论来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产生新的东西。20世纪 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后期，我校建井专业之所以一直走在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几项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在和俄罗斯的合作项目中，我努力争取让符合条件的青年教师到俄罗斯去学习，三个公派俄罗斯留学的后来都读到了博士。当时我们学校的知名度也随着这些项目的实施而越来越高。

长期的教育实践使我深刻体会到：知识经济呼唤创新人才。对此，必须创造一种气氛，学校、教师、家长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使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而其中文理相通至关重要。首先专业要过得硬，有让人服气的东西；其次，能以道德良心指挥良知，讲道德有原则，人格上没有污点，别人才相信你；再次，要有文字表达能力，写得好，就会有人愿意看。

我是工科出身的，但我后来从事的工作特别得益于我的人文、社会知识，退休后更是进一步体会到这一点。不错的文字功底给我提供了很多向上的机会，如果仅仅学习采矿、专精于采矿，有很多工作我就无法胜任了。我也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能够做一个通才，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