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建设专业是原来山东矿院的主体专业之一，1959年就设立了。这个专业经历了风风雨雨，发展至今，取得过一定成绩，对国家的煤矿建设、学校的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作用，里面也有些值得说一说的事情。
当时在矿井建设专业里，冯豫、胡峰和我在山东矿院被人们戏称为“三巨头”，那时我们才30多岁，但是在建井方面也算有些资历了。我们3个人学术专精各有方向：冯豫精通岩石力学，胡峰的专业方向是爆破，而我是搞井巷工程的，我们3个人的专长构成了建井专业的主体专业。
我在教井巷工程方面课程的时候，总是想出很多办法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事，让他们尽快地成长。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的时候，我的学生王明远带七五级的学生在徐州的一个矿上实习，因为年轻，现场教学经验不足，就要求我帮忙指导一下，我当即就过去了。我指导过很多学生的毕业设计，把每个人设计的每一个步骤，从技术到数学模型上都提出论证，希望对他们能有所帮助，学生提高很快，效果不错。
后来，我们矿建专业成立了系统工程学科，并发展成为硕士点。我们国家系统工程创始人是钱学森。钱学森写了40万字关于系统工程的书，后来宋健在钱学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写到100万字，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工程的书，但当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当时想：能不能把这个系统工程用在建井上？因为搞建井也是很复杂的，涉及的方面多而繁杂。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天津大学进修，听了留美专家的报告之后，深受启发，就决定仿照这种模式，搞系统工程。办了几个班之后，大家普遍感到效果不错。1983年，就开始举办系统工程研究生班，现在的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远方就是这个班的学员。这是我们学校当时办的第一个研究生班。
1984年，我们认真落实学校提出的“教学科研相结合”的要求，带领学生深入矿上进行现场教学、科研，长时间住在矿上，一方面进行技术层面的现场验证，另一方面验证系统工程在煤矿系统中的应用效果。这样，学生在现场搞实习，进行生产实践，离开现场之后根据现场要求搞科研，师生一起搞科研，风气愈渐浓厚，学生能力提高很快。最后，“质量建设检测在系统工程中的应用”项目得了省部的奖。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煤炭部的一等奖到三等奖的设立数量是非常少的，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根本不可能获奖。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些项目都得过煤炭部的奖励，多数情况下我是这些项目的负责人。
加强专业建设必须注重科研创新。我始终认为，创新能力是一所大学竞争力的核心，只有研究出新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大环境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在搞系统工程建设的时候，我就开始着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这个培养必须通过科研项目带动，而搞科研最好形成一个团队，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约是1982年，我发觉王明远同志比较熟悉工作，有干劲，加上年轻，所以就选择同他长期合作。应当说，我们这个团队合作是很好的。我主要出思路，他帮助实施完成。有一次，我思考怎么评价一个工程的质量，有了想法之后当年就申请到了锚喷质量检测项目。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学校的项目不是很多，项目从1982年立项到1987年完成，完成了3件设备和工具，在当时也是一件挺显眼的事。我提供主要思路，他主要是带年轻人做实验。做科研的时候，创造了几个仪器，一个是锚杆探测仪。灵感来自我在福州飞机场通过安检时探测仪所进行的监测，我当时就想：这个探测仪可以从行李中探测金属和其他危险物品，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在矿井里做些类似的探测呢？于是，同邓铁六等还有泰安无线电厂合作，把仪器做了出来。第二是取芯，怎么取出混凝土芯样，才可能知道喷射混凝土厚度，于是我们设计了取芯机，跟学校里的王正伟合作，再跟济宁机械厂合作完成了取芯机。
从我做科研项目和开创新专业的经历来看，我认为做成任何一件事，都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考虑到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否应该做，它是不是正确的、有前景的；第二，对于时机的把握，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第三，对于地理位置的考虑，选址是否合适，能不能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对此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说，改革开放这件事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早十年不行，大家还不知道；晚十年，时机就错过了。事情本身对并不代表成功，还要看时间和地点，就像改革开放，深圳是最成功的，选在西北城市的话，就不一定行。昨天的事儿今天做叫落后，今天做的事儿今天做叫随大流，明天的事儿今天做叫先进，后天的事儿今天做，就叫“先烈”了。太早了不行，提前一步就是先进，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学校的矿建专业一直走在前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提前了一步。这就是我们学校发展过程中一些可贵的东西。
选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讲述：周文安 整理：秦晓钟）
